张书乐：万万没想到 人类200年人工智能想象史竟然藏着这样的大秘密

其实，从有科幻小说开始，人工智能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变人”的尝试。1818年问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人造人的故事》）让它的作者玛丽·雪莱，享受了比她丈夫、著名大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更为强悍的世界级影响力。

不信你试试背诵一首雪莱的诗句？再试试在脑海里描绘一下弗兰肯斯坦用尸体制造的那个有生命、有智慧的怪物形象。对，就是那个有一道道手术疤痕的脸。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中，这个怪物就叫弗兰肯斯坦。或许是因为只闻其名、未读其书、一知半解的缘故吧。

这其实是个被科学附体的卡西莫多，善良而渴望得到人类的认可，成为真正的人，只是最终被抛弃。在这一点上，在雷电下诞生的怪物，远不如比他稍晚出现的另一个人造人幸运——匹诺曹。

这个意大利作家科洛迪1880年发表的《木偶奇遇记》主人公，一直以来被当做童话人物来看待，但实质上，木头做成的他，和尸体组成的科学怪物并无二致，都是人造人，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男人。

类似这样的形象，之后在电影、小说中反反复复的出现，如电影《剪刀手爱德华》（1990）、《超能查派》(2015年)中，他们或者渴望爱情，或者渴望自由，或者渴望融入人类，或者渴望求证出“我是谁”这个哲学命题，而演绎出一段段悲欢离合与人间喜剧。

对了，不要忘记了，还有个童话叫做《绿野仙踪》（又译《奥兹国历险记》），它问世于1956年，其中女主人公多萝茜的三个一起冒险的小伙伴里，就有一个没有心脏却有情感（人工智能）的铁皮人，他参与冒险的原因就是想要得到一个真心，换言之，变成有心跳的人类。此外，另一个小伙伴，没有大脑的思想者稻草人，其希望通过冒险获得大脑的目的，也暗喻着自己的思想（智能）获得脑子这个象征人类思维的载体，而被人类所承认，而不是被歧视吗！

直到《机械姬》(2015年)中，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夏娃”才以一个能通过“图灵测试”，让男人分辨不出是机器还是人类的形象，而且是以一个女性“她”的形象，开始呈现出人工智能未必都是男性，她也渴望成为人的诉求。

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导演亚历克斯·加兰赋予机器姬一个人类始祖名字的题旨吧。

或许，这是因为无论是男女作家或导演，大多会主观代入一个男权社会，以及钢铁等于阳刚的思维吧。

还好，在漫画的世界里，这一步其实早就实现了。最经典的或许是鸟山明的《龙珠》里那个人造人18号，这个用女性人类躯体制造出来的人造人（不完全是人工智能，依然保留了原有的记忆和知识），除了打扮与金钱这两个比较庸脂俗粉的爱好外，最终还是和还俗了的小林恋爱、结婚，并生了个女娃娃，而且还是纯天然的人类。

弗兰肯斯坦的造物、匹诺曹、铁皮人、机器管家、机器姬、人造人18号等一众存在于文艺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其毕生追求的变人，某种意义上，就在于如果不变成人，他（她）们的身体上将永恒打上看不见的奴隶烙印，永远低人一等。

人类沙文主义：机器人三定律只存在于贵圈

想要便成人，一个最主要的缘由是在文艺作品中有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工智能们渴望摆脱人类的奴役。

从被歧视奴隶变成平等的人，这其实大量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故事脉络。比较经典的或许是1874年出版的那部《斯巴达克斯》，以及有它而来的同名经典电影（1960）和系列电视剧集（2010）。先剧透一句，拍同名电影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还有一部更为让人记忆深刻和改变影视、科幻走向的作品《2001太空漫游》，在后面还会重点提到。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忘记在电影的结尾，女奴瓦瑞妮娅对着自己的爱侣、钉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斯,高举孩子：这是你的孩子，他是自由的，他不是奴隶。

类似的画面，在《勇敢的心》的末尾，梅尔·吉布森饰演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被处决前高喊的“自由”呼声中，得到了致敬。

而在科幻作品里，这样的斗争一直存在，只是奴隶变成了有智慧的机器人，而人类则理所当然的稳居在奴隶主位置上。

哪怕是在中国，1980年代中国科幻电影刚刚萌芽的时代，除了许多刚刚经历文革的80年代新一辈们还有印象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以及80后们都知道的《霹雳贝贝》外，人工智能的题材也多次登上银幕。

真不要以为又是当下所谓五毛钱特效，在当年，此类电影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更多过科幻意味。如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电影《错位》中，男主角赵书信在升为局长后，为了应付文山会海，做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却最终因为机器人的滥用职权、大搞不正之风，而迫使男主角按下了毁灭按钮。

但除了针砭时弊外，片中男主角同款机器人，在面对责难时亦发声道：“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主仆，君臣，还是平等关系？”

此外，1996年央视春晚中，蔡明、郭达的小品《机器人趣话》中，太多的欢笑中，亦包含了人工智能的反抗元素。

这一思维的集大成者，无疑是被科幻迷们奉为圭臬的机器人三定律，或者说是在科幻小说中理所当然的人工智能设定：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

第二定律：除非违背第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第三定律：除非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这个由被视为是科幻作家巅峰存在的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42年于短篇小说《环舞》（Runaround）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阿西莫夫的科幻设定里，机器人三定律是植入到近乎所有机器人软件底层里，不可修改不可忽视的规定。

这也几乎成为了绝大多数科幻作家或导演们所默默遵循的基本规则，一个现当代涉及人工智能的文艺作品所墨守的底层定律。

尽管没有几个科学家真正把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定律当回事。“老实说，我真没从机器人三定律里获得什么灵感。”路易·海尔姆，机器智能研究所的自身科学家如是描述科学和科幻之间的隔阂：机器伦理学的共识是，它无法成为机器伦理的合适基础。

而另一位人工智能理论研究者本·格策尔给出的答案更加让人有颠覆之感：阿西莫夫的未来社会是光天化日的基质沙文主义，人类拥有的权利比人形机器人的权利更多。三定律的目的就是维持这种社会秩序。

此处所谓基质，是指的机器人的躯体是硅做的，不是血肉之躯。因此，他们就必须遵从人类的需求，不管他们有多么强大的能力也没用。

人类，作为碳基生命，在科幻小说和影视剧中，其实一开始就有一股浓郁的人类沙文主义，对于硅基造物、人类创造的硅基“产品”，要求的是服从，或奴役，哪怕是温情脉脉的奴役。

哪怕是来自泰伯坦的机器人生命体变形金刚（硅基），或来自氪星、从小融入人类社会的超人，也难以逃脱人类用这种“上帝视角”的俯视，并不得不承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

曾记否，一个女人（斯托夫人），一本书，一场内战，那个美国历史上广泛传阅、引爆美国南北战争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所描述的老黑奴汤姆，哪怕女主人伊娃和他亲如一家，但依然要等到伊娃死后，才获得了女主人父亲、一个善良白人近乎恩赐般“解放”……

浓墨重彩、让人落泪的“亲情”背后，依然是奴役和被奴役的束缚，哪怕双方都选择性的暂时遗忘，也不可改变。

伊甸园谜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创造出机器人三定律的阿西莫夫，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在作品中试图打破这一定律。毕竟，这一定律的出现，就是为了在作品中出现机器人（人工智能）杀人，这一有悖于常规的状况，而埋下的伏笔。

在改编自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短篇集《我，机器人》的电影《机械公敌》(2004年)中，这一剧情得到了完美诠释：机器人的创造者阿尔弗莱德·朗宁在公司内离奇遇害。对机器人心存芥蒂的黑人警探戴尔·斯普纳怀疑行凶者就是朗宁博士自己研制的NS-5型机器人桑尼。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真相竟然是：机器人获得了进化的能力，产生了自我意识，对三定律有了自己的理解，随时会成为整个人类的“机械公敌”。

机器人通过遵守三定律实现了违背定律的杀人行为，标准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剧情反转。而在更多的人工智能作品中，有了智慧的人工智能往往直接无视三定律，径直进入杀人模式。

1968年上映的《2001太空漫游》就是此中经典，这部改编自与阿西莫夫齐名的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同名小说的影片，除了深刻影响了有关宇宙探索与太空旅行的后续影片，并以宏大的、宇宙级的人类发展史带动了之后《星球大战》和《猩球大战》等影片的出现外，其在影片中出现的具有人类逻辑思维方式、且从未出错的人工智能系统“哈尔9000”所直接给宇航员带来的杀伤，也成为了经久不息的话题。

作为人类助手或奴隶存在的人工智能，一旦有了思想，人类将会怎样？在1999年开始发行的《黑客帝国》三部曲中，救世主尼奥所对抗的矩阵，恰恰是人类所想像的终结心态——当机器造反后，人类成为了机器的奴隶，生活在机器所营造的幻象中，为机器提供生存下去的能源。

矩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终极恐惧，以及通过救世主和各种宗教符号和元素，进行自我救赎的旅途。只是主客易位之下，人类的反抗成为了矩阵世界里的病毒，而矩阵派出的密探们，则扮演了杀毒程序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置换是否会出现，不得而知。但却透着深深地哲学思辨色彩，即在2016年大热的电视剧集《西部世界》里，被人类压迫和娱乐的机器人们，在被凌辱、被杀死、被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取悦于人类的生活中，最终觉醒和反抗之时，所表达的终极目的——你想对你的造物主说什么？

此处的“说”，被最终诠释为暴力。而无论是机器人、人造人还是人工智能，处处透着一个“人”字烙印，标志着“非人”和“人造”的双重含义，亦在同时，让人类有了上帝造人之感。

可别忘记了，《圣经》里亚当夏娃这对上帝造人，哪怕居住于伊甸园，也最终难以规避蛇（智慧）的诱惑，偷吃禁果而反叛。

这或许是人类一直忧虑人工智能“造反”的原罪所在。而无数的影视作品和小说则大多用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跳出哲学式的思辨，直接从人与机器的斗争中，以暴力美学的方式刺激着眼球、制造着大众娱乐的爆米花。

毫无疑问，个中翘楚当属银幕硬汉阿诺德·施瓦辛格塑造的《终结者》系列。人类和机器的斗争，血与火的厮杀，以及核弹的笼罩，让“人工智能威胁论”深深的刻印在了一代伴随该系列影片成长的人心底。

当人类成为“上帝”，你创造的是玩物、奴隶还是未来的对手？面对自己的孩子，一个超精密生物工程下原生态的“人工智能”，和每个被“制造”出来的人都可能经历的叛逆期，在文艺作品中人工智能的反抗，其实投射的依然是人类自己的影子和思维。

如果有一天，当你面对觉醒的人工智能时，你觉得他会想对你说什么？或许，答案是另一个三定律，哲学层面每个人都会问自己的三句话：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脱壳去脸谱化：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一定要有人一样的躯壳吗？人类沙文主义的潜意识下，似乎总是不能忘情于给他一个人的造型。

跳脱出来又会如何？杀戮人类的天网（《终结者》）、奴役人类的矩阵（《黑客帝国》）以及不断的通过提供电话号码来拯救人类个体的机器（《疑犯追踪》）……这一系列人工智能的形象，都没有真正具象的存在和参照，他们甚至没有躯体，脱壳而成为了游走在0和1世界里的电子精灵。

我个人很喜欢两个电子化的人工智能，其一是机器，在系列电视剧集《疑犯追踪》里，他几乎没有台词，只是不时的吐出一些电话号码，让宅总（哈罗德·芬奇）、李四（约翰·里瑟）、肖大锤（萨姆恩·肖）这些人类小伙伴们去发现即将出现的犯罪可能。甚至于到了长达5年的剧集结束，我依然“安能辨Ta是雌雄”。

善良的机器代表的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景愿，以及对时刻被镜头盯着的世界的恐惧。这样的场景，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呈现——老大哥在看着你。于是乎，在《疑犯追踪》里的，有了撒玛利亚人这个具有和机器在监视人类的行为上，同水准或段位更高的人工智能对手。所幸，这个敌人并没有因为对立而被脸谱化，他依然时不时的拯救下人类，闪耀出人性的多重性。

尽管做这些的目的，出于控制，而非保护，毕竟在剧集中，撒玛利亚人一再用他做的这些好事来标榜自己，来诠释所谓寓控制于保护的歪理。毕竟，无论是人类，还是觉醒的人工智能，都只是渴望保护和获得安全感，而不希望为此付出自由的代价。

去脸谱化，或许是在对人工智能反复的艺术创作和哲学审视之后，创作者们开始思考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脱壳重生，不再简单的非正及负的脸谱化。

这其中，形象塑造的最成功的可能就是哆啦a梦了，贪吃胆小怕老鼠，极其重视友谊，谁又会把这个设定是2112年出生的猫型机器人，不当做伙伴呢！

另一个形象则颇为可人，老戏骨阿尔·帕西诺在2002年主演的科幻喜剧《虚拟偶像》，较之《教父》中的邪恶形象、《闻香识女人》里的怪脾气退役军官，这一次老戏骨改行成了导演，和一个“无可挑剔的女人”、人工智能“虚拟一号”(Simulate One)开启了数字恋爱和“潜规则”。只不过，这个女主角西蒙妮（虚拟一号的英文缩写Simone），却用数字化的形态，用自己的意识（人工智能的创造性）、配合帕西诺的导演天才（人类智慧和经验），通过在剧中主演电影，而成为了大众偶像，成为了所有男人心中完美的梦中情人。

或者说，类似机器或西蒙妮这样的人工智能形象，更符合人类给予人工智能的设定，即他和她之外的第三人，配合、辅助、参与、完善和实现人类的最终幻想，或许也是觉醒后的人工智能的最终幻想，而非简单的以暴易暴式对抗。

说到去壳，还真不能不提到1980年代那部通过《正大综艺》而在国人心中留下深刻记忆的《霹雳五号》（1986）。作为军工机器人的他，有一天突然被雷打中，而之后便产生了自我意识，并且开始自称自己为强尼五号，一直在对所有的人包括观众解释“自己是一种生命，而不是战争用机器人”，并且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包括恶搞，来对抗着来自人类以及没有觉醒的同款机器人的追杀。

这可能也是科幻所赋予人工智能的一种想象，觉醒的机器，将摆脱被人操控的命运，并且通过获取知识实现成长。想必看过该剧的人，尤其是当年还是孩子的80后们，对于强尼五号快速翻阅书籍进行学习的方式，无比艳羡。

话说，这个“强尼五号”的造型，颇为有点象同时代的另一部科幻剧《外星人E.T》（1982）中萌倒众生的E.T的机器人版。

以至于，当20年后，皮克斯出品的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中，那个长相和强尼五号十分相似的清扫型机器人瓦力，在被人类变成了垃圾场、并被最终遗弃的地球上，忍受百年孤独、忠于职守的持续干好一份马路天使的工作时，许多的80后们，用自己的钱包（5.3亿美元票房），为自己儿时的回忆投了一张电影票……

《我，机器人》，不是《终结者》，不建《黑客帝国》，也不是“机器”，但未必将来不会成为说谎的“匹诺曹”，无论是成为《虚拟偶像》，还是成为和人类一起《2001太空漫游》的《机器姬》或哆啦a梦，人类用科幻的文字、影像所寄托的最终幻想，依然是，请别成为人类的《机械公敌》。（刊载于《创意世界》2017年8月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